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，如何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?日前，由中國發(fā)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召開，與會專家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討論。

認清財政政策新使命

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注意到，疫情下，財政政策正呈現出新的特征和使命。

馮俏彬指出，長期以來，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格局是：財政政策主要管結構，貨幣政策主要管總量。疫情之下，這一情況正在改變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擔負了一定的總量調節(jié)的新使命。

那么積極財政政策怎樣才能更加“有為”，更好地履行好這個新使命呢?馮俏彬認為，當務之急是要調整認識，認清新時期財政政策正在顯性化和強化的總量調節(jié)新使命。在此基礎上，要進一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。

“當前，積極財政政策通過‘三支箭’把總量推上去了，但這只是第一步。在使用過程中，要金融化、市場化，放大財政資金的杠桿效率。” 馮俏彬指出，還要創(chuàng)新財政政策工具，地方融資平臺、PPP、政策性金融、SPV、財政擔保、財政貼息、特殊轉移支付等，都可以大力使用。

此外，針對地方債，馮俏彬認為，除了加強對地方債的行政控制與管理，還要強化其市場約束。“債務作為一個介于財政和金融之間、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交叉物種，要有實實在在來自于市場本身的約束，目前這一點遠遠不夠。”馮俏彬指出，還要有一個活躍的地方債二級交易市場，增強地方債的市場功能，這樣不僅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求，也能滿足財政資金靈活周轉的需要。

改善財政支出結構：以企業(yè)減負和改善民生為重心

圍繞會議主題，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、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王小魯的建議是實行以企業(yè)減負和改善民生為重心的財政政策。

“現在GDP的41%是政府支出，偏高，而民生支出相比過去有顯著提高，但仍然偏低。”王小魯指出，這產生了一個結果，即政府支出擴張擠壓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比重，結果導致消費需求帶不動經濟增長，“這是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疲軟、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。”王小魯說。

王小魯認為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期應當以減稅降費、企業(yè)救助和失業(yè)救濟為主，在中長期，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是改善民生、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，壓縮過高的政府投資和行政管理費支出。“這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來實現，包括擴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、改善政府支出結構、推進合理的收入再分配、推進房產稅和個稅綜合計征改革等等。”

“這其中有一個重要方面，就是需要盡快解決2.3億新城鎮(zhèn)居民的安家落戶和社會保障覆蓋問題。我們在尋找擴大總需求發(fā)力點的時候，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長期存在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。”王小魯說，要給他們提供同等的醫(yī)療、教育、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，這一方面是解決社會公平問題，同時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領域。

激發(fā)市場活力，創(chuàng)造新消費場景供給

激發(fā)市場活力，需要激發(fā)消費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(zhàn)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勇認為，2020年，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有為，應該要有更強的針對性。

受疫情影響，消費最根本的推動力“收入”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，但是消費需求仍然在，“比如這些年國人的海外消費，今年可能出不去了，怎樣讓這些消費轉化為國內消費?”楊志勇說，從稅收的角度來說，消費稅在刺激消費上可以發(fā)揮作用，消費稅稅率如果能適當下降，增值稅再配合降一點，效果會更好一些。

未來的核心消費群體是誰?敦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執(zhí)行官、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張志洲提出他的思考：指向很明確，就是80后、90后、00后，他們加起來有5.5億人。

在地方政府推出消費券這件事上，張志洲的觀察是：錯配。“政府怎么知道80后、90后、00后想買什么?消費券的設計和他們的消費取向未必匹配，而且還限制了區(qū)域。”

那么誰更了解新的消費場景呢?“肯定是5.5億消費群體自己，其次是阿里、騰訊、京東、拼多多這些電商平臺，因為這些平臺積累了消費大數據。”張志洲建議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創(chuàng)造新的、符合新消費群體的新消費場景，政府可以跟電商平臺合作，通過供給側營造一個符合5.5億人新消費場景的消費場所，讓他們在新消費場景里面去消費。

關鍵詞： 疫情影響下的財政政策